情感的双声重奏——论吴梅村《秣陵春》传奇的隐喻修辞

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的诱导下,梅村在《秣陵春》传奇的标题、开场、开头和结尾、主题、叙述层面、背景和人物、篇章层面灵活地运用隐喻,形成蕴纳情感双声重奏的文本结构,实现了作者“寄慨兴亡”的创作意图。同时戏曲的意义深度得以拓展,给予读者独特的审美认知和深切的审美体验。     

论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丁玲的身份转换意识

主编《北斗》是丁玲由“同路人”转变为革命的“螺丝钉”的开始。文章通过考察其由一位20年代末以出版同人期刊书籍为乐的女编辑,到担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这一身份转换中自我认知历程,探讨了丁玲新的“角色知觉”的觉醒与“角色适应”之间复杂矛盾的精神世界。     

革命立场与女性意识的较量--读《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二)和《夜》

在丁玲的短篇小说<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二)和<夜>中,作家的创作意图与作品的客观效果发生了背离其女性意识比革命立场更为引人注目;小说的艺术重心在女性意识,丁玲思想中深植的女性意识,其创作方法上的矛盾,以及社会革命与女性命运的不一致,是导致这一背离的几个原因.     

丁玲女性意识的演变轨迹

丁玲一生都以女性的姿态在自己的作品中探索着中国女性的生存、地位、价值等问题.左联时期,她的女性意识与阶级解放意识和社会革命意识融会在一起;抗战时期在延安,她的女性意识发展得最成熟,表达得最彻底;抗战胜利后,她的女性意识在强大的主流文化磁场中得到重现和发展.     

论路翎创作中的存在关怀——以《财主底儿女们》为例

路翎是一个存在感极强的作家,对人之存在的追问贯穿于他的创作中。从《财主底儿女们》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出,在存在哲学的视野中,路翎对存在的关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领悟孤独、审视"沉沦"与追求自由。无论对个体命运的关注还是对民族命运的思考,作家最终都指向了对人之存在状态、价值与意义的关怀。路翎创作中的存在关怀,表现着文学的灵魂深度与哲学深度。     

凌濛初的尚奇观与"二拍"之奇

从“二拍”的书名、序言、小引以及小说中的议论可以看出,尚奇是凌初小说理论的核心内容,凌初主张小说写耳目之内、日用起居中的新奇之事,反对写耳目之外的荒诞不经之事,凌濛初的尚奇观在小说批评史上极富理论价值和创新意义。凌濛初认为“二拍”是一部奇书,“二拍”的新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题材的新奇,其次是情节的新奇,再次是观念的新奇。     

《月令》:农耕民族的人生模型

《月令》是了解中华民族独特生存理念、方式的经典文本。它是战国礼家精构的一份理想的国家政治大纲、个体人生规划书,是对中华农耕民族现实生活基本内容的体系化描述,有着严密的时空结构。人类一切文化行为均当严格遵循自然四时节律而行乃其核心理念。《月令》表现出的自然政治观念充分体现出中华农耕民族依天立人的人生理念和生存方式,其理想化的生态保护观念值得当代社会借鉴。     

晚年丁玲反思的缺失与障碍

反思意识的匮乏是晚年丁玲的症结所在。一方面 ,是由于丁玲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特有的精神结构使她内心深处满蓄着对反思、特别是对政治反思的深切的惧戒 ;另一方面 ,则由于丁玲精神上横亘着勾销论、抵消论这两大思想障碍。丁玲一生 ,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社会政治的两极。一极 ,革命生涯 ,忠实的共产党员 ,革命战士 ;一极 ,政治磨难 ,被视为叛徒 ,反党分子 ,右派分子。这种独特人生的两极铸就了丁玲精神的两极。一极 ,革命生涯所带来的振奋和欢乐 ,铸成精神的天堂 ;一极 ,政治磨难则把丁玲推向精神的炼狱 ,痛不欲生。丁玲摆脱政治磨难、追还政治真面的强烈欲望 ,使她的言论、行动乃至创作有了双重性质。一重 ,发自内心 ,是内在要求的自然流露 ,这是根本的方面 ;一重 ,则是有意为之 ,则是向群众、向组织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同党同革命的始终一致和绝对一致。这种“有意证明” ,极大地堵塞了丁玲反思的路。丁玲的勾销论、抵消论 ,有其片面的真理性和历史合理性 ,不应一概否定 ;但作为反思的障碍 ,却又是决不可取的     

论丁玲、陈染小说的文化内涵

丁玲与陈染的创作 ,在各自所处的时代均具有所谓“摩登”的文化素质。这种素质主要体现在 :自我的强调与张扬 ,性爱的自由与彰显以及偏于“颓废”的美感特征。在小说叙事上 ,她们的创作都带有“反文化”色彩 :丁玲早期创作中男女主人公性别角色倒错的现象 ,已初步构成对传统社会性别格局的反讽 ;陈染的“黛二系列”则有着更为鲜明、强烈的文化颠覆色彩。她们作品中对女性同性恋的书写 ,同样具有反文化秩序的意味。与此同时 ,丁玲和陈染的同类创作在不同时代问世后所面临的不无相近之处的文化际遇 ,也从一个特定角度昭示着她们的创作在现实社会中的“另类”性质。女作家的创作所储存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值得深入探究     

“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论析

“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只是李纲的个人宏愿而已。北宋覆亡后,以高宗为首的南宋小朝廷处于节节败退状态,何谈赢得“二圣环”之事！南宋初期,文恬武嬉,特别是宋高宗无心抗战,军队士气低落,哪里有“精兵十万”可拥？任李纲为相本来就是高宗十分勉强的选择,有难言之隐,只是“虚位以召臣”而已,将李纲当作威吓金人的物象,统帅军队当然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权力,其军事才能得不到充分验证,加上群小出于私心的围截,使每一步重大决策都不能如愿实施。李纲的宏愿值得颂扬,但过早为宏愿的实现下结论又与现实稍有距离,显得有些“机浅”。